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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元璋的谋国老手

时间:2018-10-04 17:46 点击:
洪武元年(1368年)正月初四,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。朱升随后被召至御前任议礼官,负责订立一整套新朝礼仪规制,并为皇帝撰写功臣封赏诰书。忙完了这些事,眼看可

  洪武元年(1368年)正月初四,朱元璋在应天登基称帝。朱升随后被召至御前任议礼官,负责订立一整套新朝礼仪规制,并为皇帝撰写功臣封赏诰书。忙完了这些事,眼看可以坐享荣华富贵了,老先生却在洪武二年二月上疏“请老归山”——告老还乡了。

  朱元璋对朱升的请归颇感意外,当下表示“欲赐以爵土”,但朱升“固辞不受”。

  有一点须待考证:朱元璋当初令朱升撰写诰书分封功臣,为何唯独对朱升本人无寸土之赐,而要等到他辞去时才做出表示?这就好比“猫排生肖,独独漏了自己”,对朱升岂不会造成心理打击?朱元璋是有意为之,还是出于疏忽?是缘于功高不赏,抑是顾及朱升卓尔不群的独特身份?

  看来朱大大真是把这位“宗长”当自家人了。此前不久,朱元璋刚下过一道《免朝谒手诏》,充分肯定了朱升这十多年来的辅佐之功:“首陈三策,朕实嘉行”(第一次会面,朱升就提交了九字真诀:“高筑墙,广积粮,缓称王。”九字国策平天下,满朝文武甚至那位名贯宇宙的刘基先生也不得不拱手辑让哪!);“新安款降,不俟兵刃,四方之士杖策来从”(元军死守徽州城,朱升凭着自身威望,冒着箭矢站到城下说服元将归降,进而感召了四方之士);攻婺州、处州等地,“蓍言趋吉避凶,往无不克”(朱升的星象、占卦之说,实乃政治动员之道,堪称“精神原子弹”!);尤其是与陈友谅的鄱阳湖大战,朱升还奋不顾身救过朱元璋的命,并设法筹得军粮,对决战胜利起了关键性作用……“太公(姜太公)韬畧兴周室,方叔(周宣王中兴功臣)功名照汗青”,这可是朱大大发自内心的赞赏啊!

  然而,朱升长期来似乎并未谋得一个实际的官职,一直保持着亦宦亦士亦“山人”的身份。《免朝谒手诏》中说“每奉征聘,即弃家从朕”,表明他并非随时随地陪伴在朱元璋鞍前马后。至正十九年,朱元璋攻处州不下,遣书急召朱升前来军门效力,书中写道:

  允升宗长阁下:去冬伐婺州,宗长占得“贞屯悔豫卦”,道是“主公得天下之象”。从前晋文公得此卦而复国,今伐婺州果然便得。……此次商议进兵处州,宗长又占得复卦,二爻有变,说是要等到十一月阳生阴消,此城可得。遵照您的教诲,已经据守九个月了。……今特差人赍书诣请,快来议决大事,万勿迟误,幸甚!

  据《徽郡志》:朱升因进三策,“上大悦,命预帷幄密议……冬辞归,嗣后连岁被征,即就道,不辞。”大概是后来朱元璋对他愈加倚重,少他不得,才迫使他不得不由一个体制外谋士转为正式属官。

  “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”,是故,朱升提出请归,朱元璋虽感意外却可以接受。依朱元璋一贯的逻辑,“寰中士夫不为君用,是自外其教者,诛其身而没其家,不为之过。” (《大诰》)。当此鼎革之际,不光是那些奉诏不出的遗老耆宿,就是在朝的士大夫萌生退意,也免不了脑袋搬家。儒士许元在老大身边干了十来年,从考核古代礼仪到起草文书,直至推荐或罢免官员,无不参与讨论。但在朱元璋跻登大位之际,此公请求“告归”,便被以“忤旨”之罪“逮死狱中”。

  功高盖世如刘伯温,归乡隐居,弈棋饮酒,希图安享晚年,突遭丞相胡惟庸诬陷,指他老家某地有帝王之气,几句话捅到了朱元璋的心窝里,吓得刘伯温星夜兼程赶来南京,从此再也不敢提回家之事!

  在朱皇帝的麾下,乡居的自由,决不是人人可以得而享之的啊。

  如此看来,朱升是个特例,朱元璋同意其“请归”,不啻是法外施恩,天大的面子了。

  在朱升告归之际,君臣俩还上演了感人的一幕:朱元璋表示要“赐以爵土”,朱升推辞说:“臣的后人福薄,不敢叨天恩也!”朱元璋问:“爱卿有几个儿子?你即使不受封爵,难道不教儿子辅佐朕么?”朱升老泪纵横,哽咽以对:“臣有一子名同,事君的忠心有余,保身的智慧不足,臣所以不让他出仕,怕他日后不得老死于家中啊!”朱元璋呵斥道:“你这是什么话?朕与爱卿名分上是君臣,实则情同父子,有何嫌疑而致忧虑到这地步?”朱升答:“不是臣过虑,是天数。但愿陛下哀念老臣,若他日我的儿子不能免罪,望能赐他一个完躯,就满足了。”朱元璋听了也不觉为之恻然,“因与朱同免死券以慰之”。(《翼运绩略》)

  孰料一语成谶,不幸而言中,朱升的独子朱同,洪武年间官至礼部侍郎,并握有朱升为之求得的免死券,最终只是为了点捕风捉影的小事,“坐事赐死”。

  皇上的免死券,还不如乡居的几间茅屋保险啊。

  当初朱升似已洞察这个新兴的王朝将要发生的一切。“础润而雨”,一场屠戮功臣的血雨腥风将不期而至,在劫难逃。他之所以对嗜杀成性的皇上仍抱有一线侥幸之心,只是出于护犊之情,可以理解。当是时也,他毅然选择重返乡居,于诸多开国元勋中,独得保全首领,其先见之明,无人可比。

  也难怪,退隐,有真退、假退之别。被朱元璋誉为“吾之子房”的刘基,在要不要退隐的问题上乱了方寸,毛病就出在他退隐之后还管闲事,不能彻底忘情于政治。朱升则是真退,一退到底,退了以后绝对不会对皇权构成任何威胁,这一点朱元璋看得尤为真切。

  其实,朱升萌生退意已久。就在上一年,即朱元璋登基的洪武元年,朱升曾为友人作《梅谷隐居序》,坦露心迹:“我已又老又拙,只有目送你们驱车远去而无法获得与你们同游之乐。快要光荣退休了,届时当与你们共同盘桓于梅谷,玩赏疏影暗香的梅花奇趣。”当时满朝文武也只有朱升对朱元璋看得最清楚,无非汉高祖第二耳。天下已定,功狗当烹,走为上策。说他不慕虚荣,不恋栈,也并不尽是禀性使然,背后实在还有形势的权衡和利益的算计。

  说来,当初出山,图的是天下太平,解民于倒悬,人生目标已经实现,夫复何求。

  这是朱升生平第二次退隐了。第一次退隐是在十七年前(元至正十二年),朱升在池州路学正任上“秩满南归”,在家乡石门山隐居。其时,红巾军已经打到徽州,兵荒马乱之际,朱升“东奔西避,百死一生”,但他怀抱澄清天下之志,依然手不释卷,“往往闭户著述不辍”。

  第一次退隐是修炼,是积累,是以退为进。与一般的儒士尤其是当红的理学家不同,朱升治学非常务实,“平日事师交友,读书听语,下至里巷山野樵渔妇女,一言一事,于人有补者,莫不谨服而博取之”。这种不耻“闻于贱者”的态度,使他掌握了一手超乎常人的经世致用本领,经济、地理、天文、历法乃至算命、占卦无所不晓。而这样一种知识结构,令同为“贱者”出身的朱元璋听了格外受用。

  举个例子,从茶叶一物见朱升的学问功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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